书评丨为大地立传——评“标志中国”系列

“标志中国”系列，梅青主编，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文/谭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标志中国》编委会委员）

体例：一部可检索的工程志

新中国建筑与土木工程的历史书写，长期处于一种分工过细的状态：建筑学界有通史，关心的是风格、思潮与作品谱系；工程界有实录与手册，关心的是工法、参数与规范；面向公众的则多为图册与少儿科普。三者各说各话，中间缺了一层——既不失专业分寸、又可被受过中等教育的读者顺畅读完的工程史。“标志中国”系列要补的，正是这一层。

“标志中国”系列为两册图书一册音像，由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于2025年10月出版，共收录180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程项目。其中，《建筑工程篇》按“建筑—工程”二分，建筑80项、工程10项；《路桥篇》按“桥梁—路道—铁路”三分，依次为66项、16项、8项。这个配比拒绝了“建筑为主、工程为辅”的惯例，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电东送工程与国家大剧院、苏州博物馆、上海金茂大厦放在同一层级处理。在学科高度分化的今天，让建筑学与土木工程共享一套叙述框架，已不是篇幅问题，而是对建成环境整体性的确认。

体例之严，是全书最见功力之处。每个项目统一为五个构件：正题；一句凝练项目特色与价值的副标题；一张标准化的项目信息卡；一段按时间编排的项目所获荣誉与认定年表；正文，文末署撰稿人姓名。信息卡把可比参数固定在条目起首，使180个案例落在同一坐标系内，先给事实，再讲故事。这个次序决定了它不是散文集，而是一部有检索功能的工程志。

分期同样见判断力。《建筑工程篇》将80个建筑项目划为四段：1949—1968年“新中国成立初期”，1969—1977年“调整时期”，1978—2011年“转型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科学发展时期”。这个分布，实为新中国七十余年建筑活动密度与质量的直接量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象征体系构建与改革开放后的多元探索，本就是两个高峰；而“调整时期”也如实反映了那一阶段的建设实况。编者没有为求匀称而在薄弱时段凑数，这种克制，在同类书中并不多见。

专业：把“世界之最”还原为工程问题

在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系统梳理、生动呈现那些重塑山河、奠定国基的标志性工程？我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教学多年，翻阅此类读物，最先追问的总是技术表述能否站得住。通读下来，基本可以放心。这套书的写法，是把每一项“之最”还原为一个具体的工程问题及其解法。这正是工程史区别于成就展的地方。

写武汉长江大桥，从190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设想起笔，经1913年詹天佑的初步勘测与设计、1949年李文骥、茅以升递交《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落到1954年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的决议，再进入核心技术环节——苏联专家西林提出的“管柱钻孔法”如何取代已有百年经验的“气压沉箱法”。专业读者看得出原理，普通读者看得出道理，分寸拿捏得当。

同样的笔法见于全书。写南京长江大桥，从中苏关系破裂后的钢材国产化、鞍钢1963年试制桥梁低合金锰钢，到6号墩深水作业中潜水员胡宝玲下潜77.13米、龚锦涵创“吸氧水面减压法”，并补一句“多年以后经专业论证，在潜水技术与医学保障方面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写深中通道，着墨于钢壳混凝土沉管、以“∞”形连墙基础筑成的世界首个海中水下锚碇，以及新型组合气动控制技术对大跨径整体钢箱梁悬索桥抗风性能的提升。

普及：让技术回到人的尺度

更难得的是，技术没有被写成孤立的胜利。写同济大学文远楼，把黄毓麟、哈雄文1953年的作品接回黄作燊—格罗皮乌斯的师承谱系，再写2007年百年校庆时以冷辐射吊顶、地源热泵等十项技术完成的生态节能改造，点出保护性改造的技术选择。技术、争议、人物、后续使用四层叠合，一个条目便成了一篇微型的建筑史个案。

普及的另一重努力在媒介。两册180个故事由播音员配乐讲述，文字、图像、声音、影像四层叠合，在主题出版领域不算新鲜，但对普通读者而言，“扫码听一段武汉长江大桥”与“读完一篇白鹤滩”，是两种认知通道：后者进专业，前者入日常。

突破：遴选标准的公开化与人的复位

编写上的突破，我以为有两点。

其一，遴选标准公开。序言把“标志”拆为三重内涵——地理与文化的标志、历史与发展的标志、科技与创新的标志，并给出三条入选口径：或在空间上重塑山河、成为一方水土乃至国家形象的象征，或对应国家发展关键时期的核心任务与时代精神，或在技术、工艺、材料上实现突破并引领行业。序言中提及：由于聚焦“全国性地标”的定位，系列未对地域分布作刻意平衡，而以项目的战略意义与创新价值为首要考量。把取舍原则连同其代价一并交代，是学术写作的规矩，科普读物中少见。

其二，把人写回工程史。180篇几乎篇篇留出了建设者的位置：杨廷宝、张家德、华揽洪、黄毓麟、贝聿铭、茅以升、彭敏、慕生忠、徐建荣……记录的是他们的判断与抉择。张家德在距提交期限不足20天时，以一幅立面效果图赢得方案；慕生忠立下“修不成路就埋骨高原”的誓言，创下日修6000米的高原筑路纪录。工程史若只见工程不见人，就只剩参数。

价值：市场之外的文化积累

团队是质量的另一重保障。主编梅青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编委会汇集同济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喀什大学、华侨大学等院校的建筑学与桥梁工程学者。20余位撰稿人历时9个月，从文献档案中打捞细节。这样的配置，决定了它不是一本可以速成的书。

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建设成就，需要有形制、可核查、能传世的记录。“标志中国”系列做了一次扎实的尝试。它既是写给公众的工程读本，也是留给专业界的工程志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