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 最好的纪念就是好好生活

谨以此文，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2周年，深切缅怀汪成农、韩文林老师，献给所有马兰人。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上空升起一朵蘑菇云。

那一声惊雷，距今已有62年了。

那片曾被称作“死亡之海”的荒原，有一个花的名字。当年，第一批建设者初进戈壁、规划蓝图，恰逢马兰花盛开，蓝莹莹的花朵沿着水沟竞相怒放，清香袭人。这是一种在最严酷环境中生长的植物，深深扎根大漠，坚韧不拔，宁折不伏。于是，荒原有了名字：马兰；这里的人，也有了一个自豪的称呼：马兰人。

名字

1958年起，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陆续奔赴罗布泊，有抗美援朝战场上战功卓著的军人，有从全国选调的专家和技术骨干，有清华、北大、哈军工的毕业生，也有各城市选调的工人师傅。他们从此隐姓埋名，喝碱水、住地窖、战风沙，以世界上最少的试验次数、最高的成功率、最低的费效比，建起了中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

▲身穿防护服的张蕴钰司令员。

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们今天才能叫出名字：

张蕴钰，新中国第一位核司令。上甘岭的坑道里，他带着战士白天隐蔽、夜出奇兵；1958年受命筹建原子靶场，只答了五个字：“行！服从命令！”他率队走进罗布泊，勘察近3个月，在千年荒原上打下场区的“中心桩”。1964年10月16日，他手握起爆钥匙，登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做起爆前的最后一次检查。当天下午，一声惊雷震彻寰宇，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他的分量。

程开甲。爱丁堡与戈壁滩，他选了后者。手边连个计算器都没有，他就在小黑板上写满公式。有人问他：如果不回来，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成就？他说：“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此后二十多年，几乎每一次核试验，他都亲临现场。

林俊德。深藏大漠52年，参与了全部45次核试验。癌症晚期，他拒绝手术：“如果不能工作，多活几天又有什么意义？”生命最后8天，他戴着氧气面罩整理电脑里的资料。医生多次要他躺下休息，他说：“不能躺下，一躺下就起不来了。”201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给他的颁奖词里，有这样一句——“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

手

有一群工兵，在大山腹部、大漠深处最艰苦的地方一干就是好些年——对他们来说，看见太阳和月亮，都成了奢望。

▲当年的环境异常艰苦。

老营长杨杰，第一个抱起几十公斤重的风钻。硬岩片如尖刀般锋利，锹铲不动，镐刨不进，只能用手一块块搬——手套磨成碎片，胶鞋磨穿了底。试钻5年，他在帐篷和地窖里住了5年，终于在坚硬的戈壁岩层中钻出了第一口竖井。

“双钻将”徐跃俊，一次进洞，一块大石头从手背上擦过。他没觉得疼，打完两米深的炮眼，凑到亮处一看，血淋淋的手上，只剩下4根指头。

1979年8月23日黄昏，班长刘海林硬是争取到排哑炮的任务。第一颗排除了，他挥手示意战友别动；第二颗排除了，他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战友们屏住呼吸，等待第三次挥手。一声闷响，尘土骤然腾起。30多米的高空，只留下一块飘荡的红布片。那是他入伍时，妈妈用攒下的鸡蛋换来的红背心。

这些战士不怕打钻，不怕哑炮，唯独怕照相。对着采访的摄像机，扒渣手们把汗淋淋的光脊背转过去，把安全帽往下压，甚至把石浆水往脸上抹。他们从没敢告诉父母自己是打山洞的，怕爹娘在电视里看到自己的镜头，心里难受。

那是一双双变形的手：大拇指不能弯曲，指甲盖厚得几乎堆在指头上。可正是这一双双手，托起了大国重器。即使妈妈真的在电视上认出了他，他大概也会说，“妈妈，那不是我！”

曾见证这些身边故事的汪成农老师，自己就是一名工兵。

18岁那年，汪成农老师来到马兰 基地工兵团当兵。工兵有多苦，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只是把那些抱风钻的手、排哑炮的人、看不见太阳和月亮的岁月，一个个写进故事里。后来我才明白，《我是马兰人》里那些让我热泪盈眶的工兵故事，也是他自己吃过的苦、见过的人。

在马兰，他一待就是31年。

空白

还有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

▲从一穷二白到举世瞩目，这条路，是先辈们用奋斗和奉献蹚出来的。

做豆腐的路明光，把牧民废弃的羊圈改成豆腐坊。没有水，自己挖井；没有柴，就赶着毛驴车去捡红柳根。官兵们吃上那白白嫩嫩的“马兰豆腐”时，他一个人身兼伙夫、挑夫、饲养员。

守井老兵薄建国，扛着铁锹沿水管走了一天又一天，哪处漏水就挖开、修好、再埋上。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新兵，自己和水井相伴了13年。

地窖小学的第一位教师袁莉辉，从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走进戈壁，语文、数学、音乐、体育一肩挑。后来她患上肾盂肾炎，病情稍一稳定就要求出院，“不能耽误学生。”带病上课，一站就是45分钟。1973年，她病逝于北京，年仅37岁，离开了她心爱的三尺讲台。

马兰革命烈士陵园，长眠着400多位为这项事业献身的人。他们中，有将军，也有士兵、职工和家属；有的没戴过军功章，有的连姓名都没留下——至今还有近50块墓碑上，是一片空白。

那空白，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接力

巨响早已远去。那段隐姓埋名的岁月，一度湮没在风沙里，若不是有人坚持讲述，那些故事，或许就永远留在了戈壁深处。

▲左起：本文作者范丽，《我是马兰人》三位作者彭继超、汪成农、于建华。

1965年7月，19岁的韩文林从北京来到了马兰子弟学校教书，一呆就是16年。1967年氢弹试验成功那天，他站在红山半山坡上，亲眼看见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每天平凡的教学工作，与祖国的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退休后，他把马兰的岁月写成文字，巡回宣讲70余场，从穿短袖讲到穿羽绒服，场场饱含深情。

四年前，《我是马兰人》出版。汪成农、彭继超、于建华三位老师，把那些沉睡的故事一一唤醒，捧到了广大少年儿童面前。

汪成农老师荣立过三次三等功，但他从不对人说起。他只是说，见到了太多让人感动的人，一直没法宣传，所以要不停地拿起笔，把那些可敬可爱的人一个个记下来。他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退休后还一直在做慈善。着手做《我是马兰人》这本书时，他就在经历病痛——2023年2月来北京参加新书发布会前，他刚刚结束第22次化疗。发布会后不到八个月，2023年10月22日，他永远地走了。送他那天，那些他一手带出来的马兰老兵，眼里都含着泪花。

他一次次为马兰人动容，却不知道，他自己，就是最让人动容的马兰人。

这本书的另外两位作者——彭继超、于建华，同样是从罗布泊走出来的马兰老兵。这些年，他们一边写，一边讲：写，是把马兰人的故事一个个地记下来；讲，是带着马兰精神和马兰人的故事，走进校园、走上讲台，讲给一批又一批孩子听。马兰人写马兰人，老兵讲老兵——马兰精神，早已融进他们的人生底色；他们笔下的每一个字、讲出的每一个故事，都带着发自内心的温情。

今年端午后，韩文林老师也走了。

现在，汪成农老师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

讲述的人，有些永远地离开了；可宣扬马兰人和马兰精神，从来没有停下——马兰人的故事，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着讲下去。这根接力棒，如今传到了我们手里。

生活

他们拼尽一生，只为这个国家不再受人欺辱，只为人民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惊雷远去，灯火长明。如今的万家灯火、繁华街市、琅琅书声，正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托举出来的。

▲如今的马兰 基地，早已旧貌换新颜。

接过这根接力棒，未必要人人都去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当年拼命守护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寻常的生活。

守好这份寻常，不是躺平，不是在短视频和游戏里消磨光阴，而是把日子过出滋味、过出分量来：清晨按时醒来，认认真真吃一顿热乎的早餐；白天把手头的事做扎实，教师的课、工人的活、案头的文，样样对得起光阴；在傍晚的市场上捎一把时新的菜，让厨房升起烟火，一家人围桌而坐；闲时放下手机，陪孩子读一会儿书，陪父母说一会儿话；遇到难处，咬咬牙，再试一次。你可以不优秀，但不能不努力；你可以不聪慧，但不能止步不前。

成年人把日子过得踏实而热气腾腾，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孩子们好好读书、每天进步一点点，将来国家需要时能挺身而出，就是他们最想看到的模样。

何其有幸，有那么多先辈前赴后继，托举出今日的盛世安康；何其有幸，我们生活在这个盛世。

这一刻，特别怀念马兰人，怀念每一个为这盛世添砖铸盾的人。这一刻，也想对平凡生活里的你我说：心中有梦，眼里有光；疲惫迷茫时，依然向前走。

明年春天，戈壁滩上的马兰花，还会如约盛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生活，替自己，也替那些为我们托举起美好生活的人。

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好好生活。

本文作者：

范丽，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资深编辑，副编审，《我是马兰人》责任编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