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背后的男人”，写了一部 AI 时代的《庄子》

刘宇昆，刘慈欣《三体》的英文译者，也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引路人。他翻译的《三体》英文版拿下2015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他翻译的郝景芳《北京折叠》拿下2016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

刘慈欣与刘宇昆

刘慈欣后来回忆：“与刘宇昆合作，是我写作生涯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他还说过一句更“激进”的：“通常，中国文学被翻译成外语时，往往会损失一些东西。我认为《三体》没有这种情况。我认为它在翻译中获得了一些东西。”

但刘宇昆的身份远不止于译者。他自己也是一位科幻作家，且有一项前无古人的成就——他是史上首位同时获得雨果奖、幸运奖、世界奇幻奖的作者。

他的作品《狩猎愉快》被改编为网飞现象级神剧《爱，死亡和机器人》，而他的另一部作品《奇点移民》被改编为ChatGPT之父山姆·奥特曼最爱剧集《万神殿》。

他的身份也不止于作者和译者。他还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和律师。一个写代码、打官司、译《三体》的人，现在写了一部 AI 时代的寓言故事：《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

这本书里不仅藏着他作为创作者的非凡想象与笔力，还有作为一名硬核工程师对AI的本质洞见。

一、“好的科幻小说应该是神话，而非预言。”

如果按常规的图书分类法来划分，《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是一本近未来科幻小说。所谓“近未来”，顾名思义，是说书中故事发生的时间离现在并不遥远。刘宇昆自陈：“书里提到的技术没有一项是真正的臆想——它们要么已经存在，要么极有可能实现，只是还需要稍稍扩大规模。”

刘宇昆说：文学与艺术中有一种倾向，就是为我们自己找理由。一种常见的反应，是把科幻看成特别有意义的东西，因为它以某种方式预言了未来，或者帮我们思考什么可能发生，或者警告我们不要踏入某些反乌托邦。我不认为这个理由站得住脚，甚至不觉得它有意思，因为科幻在预言上的记录非常糟糕。科幻如果真的预言了什么，那更多是运气。那些被我们奉为伟大预言或长青经典的科幻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把某个隐喻说对了、说得极有力量，而细节可能完全错了。

以《一九八四》为例。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写成几十年后依然极为切题。但我们今天生活的监控社会，与他所设想的大不相同。奥威尔没有一个细节是对的。但“老大哥”这个根本隐喻作为一个神话概念极有力量。它塑造了我们如何看待监控、如何谈论监控，以及如何思考私密的欲望与私密的想法相对于时刻被展示这件事。

“科幻不是关于预言的——科幻作家对未来并不比任何人更有权威或知识。未来充满偶然。每次科幻作家推测未来，他们都忍不住从当下趋势外推。科幻故事几乎总是关于当下的——把当下的趋势外推。但未来如何演变取决于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我们最终得到的未来，几乎从来不是我们以为会有的那个未来。你可以尽情规划，但你得到的未来与你的规划毫无相似之处。上千个团队会去解决同一个问题，而最终成功的那个团队，不会是很多人以为会成功的那个。未来在一种非常深刻、根本的意义上不可预测。但科幻作家在神话领域确实能贡献一些有趣而宝贵的东西。艺术家深入集体无意识，做出有意思的梦，再把它带回来。最终留存下来的，是这些神话式的意象。”

那么，《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又是想要表达什么？

二、“大语言模型有智能，却不可能有智慧。”

刘宇昆曾借用老子和庄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庄子的寓言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如果你在读圣人的文字，你并没有真正与圣人的智慧打交道，因为真正的智慧已经走了。你剩下的只是神兽的足迹、龙吟的余响、智慧的谷粒的糠壳。凡是能用词语捕捉的，都不是事物本身。如果你执着于词语，你执着的只是真正智慧的影子。

刘宇昆说，大语言模型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以它们通过语言能认识世界的那种程度去认识世界，但语言本身不足以捕捉现实，语言是现实投下的影子，是现实在人的心智上留下印象后的显现。从这些痕迹与足迹去推理，你永远只是在重建那头留下它们的兽、那条龙。你并没有真正看见龙本身。老庄一次又一次地敦促你去寻找龙本身，而不只是凝视它的足迹与鳞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语言模型有智能，却不可能有智慧。

《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中，黑客茱莉娅说：他们常常忽略，机器要维持智能的假象，仍离不开各种拼凑方案、暴力计算，还有维持“智能幻觉”所需的隐形人力。

而关于艺术风格，刘宇昆在书中展现了如下思索：艺术家的技艺不能只从其完成的作品里抽取——你得理解所有被遮盖的笔触，所有“忍痛割爱”的删减片段，以及剪辑前的全部原始素材。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懂得在千百个可能中对大多数说“不”、只对少数说“是”的人——而风格，正体现在他们做出这些选择的方式上。

刘宇昆还曾提到，有人用他的访谈训练模型，然后问他的意见。他的看法是：“这是垃圾。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我。原因在于——我说的每句话背后，都有十句我决定不说的。如果模型只在我发表过的东西上训练，它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我绝不会说的话。”

这也是为何，哪怕在技术更发达的时代，你的AI助手也很难替代你本人。

所有未曾说出的话，都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在暗处生长的一切，那些你不敢或不愿意或没能力转化为语言告诉某一个他者（无论这个他者是另一个人，还是ChatGPT、deepseek……）的秘密与感情，可能才更能代表你是谁。

不过，《我们所见与似见的一切》竟有一个例外，就是女主茱莉娅的“自我切片”塔洛斯，他做到了。他几乎就是另一个版本的茱莉娅，女主和塔洛斯如亲密伙伴一样聊天、争论、解决问题。也是通过反观塔洛斯，茱莉娅实现了苏格拉底的智慧箴言——认识你自己。

她以为自己永远失去了塔洛斯时，那种仿佛自己的一半生命已经死去的撕裂般的痛苦也是如此真实。而塔洛斯，也是全书最硬核、最动人的科幻设定。

至于书里的茱莉娅和塔洛斯如何能做到这一切，为了不剧透，就不展开讲了。

三、AI时代的垃圾与艺术，幻象与真实

刘宇昆说：“对 AI 垃圾的焦虑可以理解，但必须放到历史脉络里看。我们早就生活在垃圾的世界里了。”早在前AI时代，内容的与实体的垃圾早已弥漫于我们周围，新的技术进步总能带来新的垃圾，工业复制时代到来之后尤其如此。

AI对于新时代的艺术家而言是什么？

《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中，“造梦师”埃莉已经言明了：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她的乐器。

“人类已经学会带着相机实践手艺。当相机还只是‘按一下按钮，化学与物理就生成一张图片’时，那没什么意思。但当人类学会把相机当作艺术工具——学会用它讲故事——我们才有了电影、TikTok、YouTube，才有了视频艺术的巨大爆发。这一切没有相机都不可能发生。”刘宇昆说，“AI 也必然要经历类似的过程。”

关于幻象，刘宇昆在《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中这样描述：大家都知道的互联网已经死了，只有机器人在跟机器人说话。

而在这本书之外，刘宇昆也说过：“无法想象老子、庄子或任何道家哲人看着我们今天的世界，会认为它是别的什么，而不是最坏中的最坏。我们字面意义上被幻象包围，把时间全花在追逐幻象上。想想你在社交媒体上做的是什么。你的情绪被一些文字激起来，那些文字可能是机器人生成的，也可能是某个被雇来操纵你的人写的。你的愤怒本身，你的暴怒本身，正是这些公司变现的东西。”

而且，他不认为有什么神奇的解法，“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年轻时的愚蠢要到几十年后才被意识到。也许整个社会都必须经历这一切——几年，希望不是几十年——经历这种愚蠢，然后才恢复一点智慧，意识到我们已经陷得多深。”

老子说，“圣人为腹不为目。”而作为个体，也只能尽可能以老子的这句话为指导，不惑于目之所见，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正如《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中的埃莉所追求的：她爱的是“梦”，是挖掘现实背后的真实，是那个真理所在、只在凡尘投下影子的世界。

四、“技术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的事。”

人类一直把自己的心智外化到世界中，然后让这些造物重新塑造我们是谁。

在《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中，作者借女主茱莉娅之口，表达了这一看法：智人向来把头脑外化于世：流淌成书籍、画作、计划、录音，如同蜜蜂将心智以蜂蜡与蜜糖呈现。但这种趋势从未像现在这样极端：一个人的大部分知识，体现在知道去哪里查、如何给人工智能写最好的提示词；一个人的心智更多地寄居于财灵、备忘精灵、自我切片与各色助理、帮手、记忆辅助器之中，被刻印进电子逻辑，而非紧守着颅骨里那团柔软的灰质。

这也恰好可以回答为什么刘宇昆要写《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以及整个茱莉娅·Z系列：人类通过技术表达自身的某些部分，意味着什么。

刘宇昆说：“在当代世界，我们往往默认这样一种立场：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外在于我们是谁——是我们应当警惕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毫无道理。人类的技术是人性的显现。事实上，它是我们所造之物中最具人性的东西。不理解人类的技术，就无法理解人性——技术实实在在是我们头脑中那些东西的有形实体化。要理解人性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审问人类的技术，真正理解我们如何与自己的造物共同演化。这才是朱莉娅·Z 系列真正要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