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出版 重回诗圣“少年时”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新书面市。

红网时刻新闻2月24日讯（记者 蔡娟）对于诗圣杜甫，从来不缺少研究，但大都侧重讲述的是杜甫的后半生，前半生却很少有深入考证，造成杜甫人生前三四十年被关注不多，而这恰恰是他思想和认知的形成发展期。

近日，青年学者、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王炳文著写的《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由浦睿文化、岳麓书社联合出品。该书是国内少有的聚焦杜甫前半生的史学作品，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盛世历史图景。

去年热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中，出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杜甫。岐王府的宴会，舞乐动人。缺了门牙的小朋友蹦蹦跳跳，一派天真，歪头趴在窗台，看着繁华喧闹的一切，满心期待，甚至还能宽慰一下落寞的高适。

这和大众的印象相去甚远。在教科书的集体记忆中，诗圣杜甫总是一位老者。忧郁清瘦，风霜满面，眺望远方的视线里蕴含着中国诗歌最浓的沉郁，他似乎从未年轻过。在成为诗圣之前、遭逢家国破碎之前，“老杜”还是“小杜”。而杜甫的少年时代，正是那个熙攘繁盛、光耀万年的大唐。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目录。

关于杜甫的少年时代，我们能看到的资料并不多。数量可观的少年作品，大概在杜甫晚年被他自己摒弃销毁。但是从他的家世、交游和遗存诗作中，我们仍能窥见大唐的吉光片羽。未来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件与人物，早已在他的前半生种下了纠缠的因缘。

开元五年（717），在豫州的郾城，远离京师的地方，供奉宫廷的女乐公孙大娘表演着剑器浑脱舞。当时只有她通晓这类带有胡风的持械舞蹈，“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令人群中六岁的小杜甫印象深刻，甚至五十年后都能回忆起当初的场景。

而在相州，公孙大娘剑舞的另一位观众，也有着特殊的观后感：只觉剑气过处，“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自此，他体悟了书法的奥义，写出的字“始得低昂回翔之状”。

两位观众的生命痕迹在天宝初年的长安交汇。杜甫写下了潇洒肆意的《饮中八仙歌》，长安名士群像，浮现在诗篇之中。贺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

其间还有一位字写得特别好的“草圣”——“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而这个爱喝酒又写得一手绝妙草书的张旭，正是那个被公孙大娘剑舞启发的相州观众。他的书法、李白的诗、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盛世光芒，汇聚于此。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王炳文 著，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幼年和青年时期的杜甫，主要的朋友和玩伴都和家族有关。

杜甫的母亲杜崔氏是家中幼女，姐姐嫁去了荥阳郑氏。几个姓郑的表哥与杜甫年龄悬殊，但郑氏表侄却和他年纪差不多大。其中有一个叫郑遵意，和杜甫同一年出生。两家互相支持着度过了一段岁月。

后来，郑遵意的官做到了群牧都副使，这是负责国家马政的官职。通过表侄的关系，杜甫在天宝十三载看到了一幅御马写真图，写下了一首《天育骠骑歌》，称赞天子之马的气度与风范。这张真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看到的，它属于唐代马政元勋张家，流传在负责管理国家马政的群牧都副使手中。而那时的全国马政长官，杜甫表侄兼同龄旧友郑遵意的顶头上司，正是日后颠覆大唐盛世的安禄山。

开元十三年，少年杜甫跟随父亲杜闲前往洛阳。在洛阳“初游翰墨场”的这段经历，成为杜甫人生旅程中的重要坐标。他在后来的诗歌里，屡次兴奋而骄傲地提到少年时和文坛明星会面的经历。

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叫李邕。李邕是享誉天下的文坛巨擘，也是擅长碑志书法的大家。和许多人一样，李邕也期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时候，民间一度流传着李邕即将为相的说法。

在洛阳，李邕和杜甫的父亲杜闲见了面。李邕特意向杜闲询问长子杜甫的情况，还说希望能够和杜甫见一面。被大佬点名夸赞，屈尊拜访，年轻人自然感到骄傲和兴奋。到晚年的自述中，杜甫还会得意地提起“李邕求识面”这件事。

表面上，这只是长辈对晚辈的认可和夸赞，甚至是客套。但梳理当时的政治情形，会发现，这实则是父辈甚至祖辈的官场交际和职场生活的延伸。只不过十来岁的少年杜甫，大概未必看得明白这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对他来说，名士前辈的认可和赞许，是这段经历的最大意义。他得以触碰大唐的“顶流”，期待跻身其中，就像电影里小杜甫的那句话，“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曲江宴”。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新书亮相。

这段终其一生挥之不去的“初游翰墨场”的生命记忆，对于杜甫后来的内心世界和潜在意识，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诚然，在这场文学盛会中，杜甫接触到了众多前辈名宿，其中不乏张垍之流的顶级权贵以及张九龄这样的重量级历史人物，但是，真正对杜甫后来的政治思想产生影响的，其实是那位向杜闲打听他状况的名士李邕。这一无心之举让杜甫初次感受到了文士应有的被重视和被尊重，由此产生的情结在他后来的心路中屡次浮现，比如河南尹韦济反复托人打听他的下落，就成功笼络了杜甫之心，令他写下“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奉寄河南尹韦丈人》）这样的诗句，矜耀之情跃然纸上。他愿意做一个隐士，却又时时希望被人记起，去被动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如果将唐史研究比为一场考试，那么杜甫几乎是在把答案展示给你看，只不过他的手势和暗号需要解读。”王炳文说。

在王炳文看来，从杜甫的少年记忆中，我们能找到一根线索，抽丝剥茧，层层展开，驱散穿越历史的迷雾，8世纪唐朝的盛景就会还原在我们眼前。而通过这本《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我们得以展开一场历史的旅行，重走诗圣杜甫的前半生，重返大唐盛世之间，从伟大的诗人身侧出发，抵达一个伟大的时代。

【精彩书摘】

青年杜甫对于进士科的执着，可由天宝九载（750）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找到答案。在这首著名的诗作中，杜甫以较为隐晦的方式向韦济倾诉了自己早年曾面临的选择困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何为“要路津”？作为诗歌词汇，它固然早在汉乐府中便已出现，彼时所用为其本义，即重要的路口和渡口，但是唐人更多的是用其衍生义。就仕进而言，“要路津”指的是通过进士科登第。比杜甫年长一些的王泠然，曾致书宰相张说，称其由裴耀卿擢进士第，又被王丘授以清要，“若无明鉴，宁处要津”。杜甫所谓的“立登要路津”，其实就是登进士科之第。青年杜甫一开始便立志，以进士科入仕。

开元十七年京兆府取解，可以视为杜甫实现仕宦理想的关键一步。自吴越之地返回的杜甫心高气傲，像许多才华横溢的举子一样，“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屈原、贾谊、曹植、刘桢四位古人，都是唐代举子心中追捧的文学大家，而更为常见的是以司马相如取代屈原，称“贾马曹刘”。他在州试中大放异彩，成功获得乡贡资格，使他对自己的才华过于自信。杜家自杜审言起便在京师置有宅第，杜闲也曾在长安以西的武功县任县尉，因而杜甫此前很可能来过京师。当然相对而言，他更熟悉的还是东都及其周边。开元十八年正月的一个清晨，在长安城漆黑的夜色中，杜甫随着浩浩荡荡的举子队伍，鱼贯进入尚书省廊下，开始进士科的考试。这是他自幼梦寐以求的神圣时刻。唐代进士科需要考试时务策以及文章诗赋，时间从辰时（7—9时）一直持续到酉时（17—19时），并可以适当延长。由于史料的缺失，今天已无法看到杜甫的对策文章及诗作。遗憾的是，自信满满的杜甫的进士考试，最终以落第告终。

杜甫初试不第的深层原因，在于他遇上了唐朝铨选制度的大变革。唐朝立国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更多士人举子得以通过常科、制举等方式跻身仕途。除此之外，门荫、军功、入幕等也为读书人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入仕选择。武则天临朝后，进一步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为了易唐为周，大力清洗高宗朝旧僚，朝廷通过试、检校等方式，在各级官职常额之外又增设了大量员外官，官制渐趋紊乱。及至玄宗即位，选人壅滞的问题已相当严重。对此，吏部最初的解决方案是任人唯才，能者得迁。这种对策固然使得贤能之人有机会从冗滥的官员群体中脱颖而出，但对于大部分官员来说则越发无望，很多人终其一生徘徊于县尉、主簿等低级职任，更有甚者，获得出身二十多年却仍未等到官缺。

开元九年张说第三次拜相后，大权独揽，但对于选人问题拿不出解决方案。开元十三年的封禅占去了唐廷当时的主要精力，等到车驾返回东都，已时至年底，吏部堆积了大量待选官员的档案，眼看铨选已无法完成。按照惯例，文官的铨选由吏部尚书和两位侍郎分头主持，称为“三铨”。每一铨的注拟工作（即授官提议）完成后，将建议授官的结果分类整理出来，是为“团甲”。三铨的团甲都会呈递尚书左、右仆射审核，最终确定当年的官职选授。此时，宇文融等人密奏玄宗，建议将吏部分为十铨，由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人分掌选事。十铨的注拟结果直接进呈玄宗，于禁中决定，原本负责铨选的吏部尚书与侍郎则被完全排除在外。这一举措将尚书右丞相张说的人事权悉数架空，招致燕公的坚决反对。尽管十铨之设昙花一现，次年便在巨大争议中恢复旧制，但此事直接激化了张说与宇文融的矛盾。张说罢相后，户部侍郎李元纮、黄门侍郎杜暹先后同平章事，到开元十四年九月，形成了“源杜李”三相秉政的局面。但杜暹久在安西任职，缺乏朝政应对的经验，拜相后与李元纮关系不睦。加上资历最老的源乾曜向来明哲保身，使得“源杜李”时代的相权较为弱势。

此时，宇文融与张说之间的内斗仍在持续。开元十五年二月，玄宗为绝党争之患，令尚书右丞相张说致仕，御史大夫崔隐甫免官，御史中丞宇文融外任魏州刺史。不过宇文融此番外任是为随后的重用作准备。开元十六年正月，宇文融迁任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抚使，不久又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负责黄河河道疏理与灌溉。玄宗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他要让宇文融执掌户部财政大权，从而拜相。至于尸位素餐的源乾曜和矛盾重重的杜、李，他们在玄宗心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按照“出将入相”的传统，他将目光投向了御边有方的六旬老臣萧嵩（668—749），于当年十一月将其从河西征入朝中，以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开元十七年（729）六月，源、杜、李同日罢相，萧嵩兼任中书令，宇文融自户部侍郎迁为黄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宇文融任相仅有百日。九月，他因与信安王李祎交恶而罢相，先贬为汝州刺史，再贬平乐（今桂林市平乐县）尉，至岭南后又流放岩州（今贵港市西南），卒于道中。此后，裴光庭转任侍中，与中书令萧嵩共掌朝政。开元十八年四月，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针对选人问题给出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即著名的“循资格”。

裴光庭推出的循资格，简言之，即六品以下官员无论贤愚，均按年资循级而迁，年限足够方可升迁，不得逾级。这一方案获得大批沉滞底层官员的拥护，被誉为“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争议巨大。循资格是唐朝中期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它背后反映的已经不止于制度分歧，而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裴光庭只是将这一理念制度化的推手。事实上即便没有裴光庭，循资注拟也是唐朝官制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既明于此，我们不妨将视线推移到开元十八年科举前夜的整体政治背景。彼时，封禅掀起的文学风潮已退去数年，新任宰相裴光庭即将兼掌吏部，循资授官的举措呼之欲出。随着与文学派素无瓜葛的刘日政受命执掌贡举，杜甫此次应举已然失去了基本的人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