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出版 |《李鸿章传》：迄今为止，阅读李鸿章无法绕开的经典

△《李鸿章传》，岳麓书社出版

本文为《李鸿章传》导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作者羽戈。

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冀挽回于万一。

——曾国藩《加沈葆桢片》（咸丰十年五月初八日）

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时势，欲逆时势而行，如以卵投石，立见摧碎；如仰天自唾，徒污其面。

——梁启超《上粤督李傅相书》（光绪二十六年初）

评价一个政治人时，关键的尺度是看这个人如何理解该时期的历史使命，以及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做出的努力如何。

——卢武铉《关于韩国政治的随想》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上午十一点，李鸿章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九岁。当时梁启超正流亡日本，听闻死讯，迟至十月，感慨万端，为之作传。十一月十六日书成，名《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因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此书大约六万字，并非皇皇巨著，对照传主“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的壮阔一生，未免单薄；作者云“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其中记述谬误之处，知所不免”，亦非谦辞，细究起来，书中错谬，足达数十，立论不公，间或有之……然而这种种缺陷，并不足以掩蔽其万丈光焰。不妨断言，李鸿章去世至今，逾两甲子，大传小传，数以百计，梁启超《李鸿章》依旧是其中最不坏的那一本；它不仅是李鸿章传的标杆，也是汉语传记写作的典范。

《李鸿章》何以横空出世便是经典，令写作者高山仰止，阅读者不忍释卷？就史料占有与运用而言，后世显然更具优势，更易还原一个明晰、厚重、纠结、悲怆的李鸿章形象。梁启超所胜出的地方，不在传，而在评或论——此书更合适的名目，应是《李鸿章评传》或《李鸿章传论》——书中大多论断，堪称不刊之论，足以穿透时间的封印与权力的禁锢，直击后人的头脑与眼目。因为梁启超不仅在写李鸿章及其所置身的时代，还在辨析人与时代、英雄与时势的关系，这是历史书写最恒久的主题。

时代与时代感，乃是梁启超为李鸿章立传所独有的优势。他少李鸿章五十岁，晚了整整两辈（李鸿章生于道光三年，即1823年，梁启超生于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可作参照的是，李鸿章长孙、李经述之子李国杰生于光绪七年，即1881年，约与梁启超同代），不过二人之间还是有将近三十年的交集，曾共处一个狂飙突进、愈演愈烈的转型时代。这个时代的旧与新，爱与恨，失败与耻辱，剧变与阵痛，他们的感知并无二致，梁启超能爱李鸿章之所爱，恨李鸿章之所恨，耻李鸿章之所耻，痛李鸿章之所痛，有时以后来者与旁观者的姿态，所感所思甚至更深一层，落于纸上，自然“笔锋常带感情”。譬如那句“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仅仅二十一字，蕴含无限深情；再如所记录的李鸿章在马关遇刺后的对话，因笔下用情过深，读之令人有泪如倾。

反过来讲，梁启超虽与李鸿章共处一个时代，但终究不是同代人，前者保证了他能与李鸿章共情，后者则促成了他的超越与反省。这里需要借用他的一个经典论断。1922年，时值《申报》创刊五十周年，他撰寿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将五十年来（1872—1922年）中国进化历程分作器物、制度、文化三期，此即我们耳熟能详的器物之变、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如今常常用于论述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曲折与展开。如此文所云，李鸿章属于第一期，其事功之巅峰在洋务运动，最终止步于此；梁启超本人则属第二期，并勇于与时俱进，而成功过渡到第三期。这一比可知，在转型时代的漫漫征途之上，李鸿章的终点，正是梁启超的起点；李鸿章的肩膀，架起了梁启超的脚掌。因此，为李鸿章立传，梁启超可以后见之明，清晰地指出其局限与成败之源，譬如称其只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又云：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

基于这些批评，来谈两个问题：一个时代的方向感，与一代人的使命或责任。

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素有一个偏见，历史并无哲学与规律，时代则有大势与潮流，如梁启超笔下“世界之大势”。1930年，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开篇便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学术如此，政治亦然。陈寅恪之预，有参与之意，在政治领域，则不只参与，还得预判。政治人物预判到一个时代的大势与潮流，便是预流；预判不到，则不入流；预判错误，难免逆流。唯能预流，才有方向。对转型期的权力者而言，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东西。方向对了，事半功倍；方向错了，事倍功半，甚至无功可论，做事越多，危害越大。打个比方，就像开车，方向反了，即开倒车，距离目标只可能渐行渐远。要言之，预流者也许成功，逆流者必定失败。

李鸿章在其时代，是否预流，有无方向感呢？梁启超批评他“不通世界之大势”，能否成立？这得分两块来看。在器物之变对应的洋务时代，李鸿章不仅预流，而且是最早、最敏锐的预流者，不仅是发起人，而且是实行人，甚至可称洋务运动第一人，为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所盛赞：“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只是器物之变应有一定期限，到点了便需突破，停滞则前功尽弃。试以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大久保利通的经典论断为鉴。1878年5月14日晨，官居参议兼内务卿、大权独揽的大久保利通在府邸与到东京开会的福岛县知事山吉盛典谈话，把明治维新大业分作三期，十年一期，第一期创业，第二期奋进，第三期守成。其时距离维新开幕，恰好十年星霜，兵荒马乱大体落定；至于二期，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立志夙兴夜寐，以尽领袖之职，并勉励山吉道：“三期之守成，唯待后进贤者继承修饰。”不料这番话竟成政治遗嘱，大久保利通于当天上午遇刺身亡，史称纪尾井坂之变。考虑到中国之大、守旧之深与危机之重，姑且将大久保利通之说翻倍，以二十年作一期。一般认为，洋务运动源于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爱新觉罗·奕、桂良、文祥等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另一标志是咸丰十一年底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二十年后，当在1880年代初。如你所见，公元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年）的确构成了一大历史转折点，不过不是向前，而是向后，不是由器物之变进化至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而是连洋务运动都岌岌可危，命悬一线：慈禧太后为了一己之私，抢班夺权，发动甲申易枢，导致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洋务派下野，醇亲王奕譞为首的守旧派取而代之，李慈铭讥之为“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时代急转直下，不进反退，李鸿章置身逆流，有心无力。他的洋务事功终结于甲午年，实则在甲申年败象已经浮现，正所谓甲午之败始于甲申。

这里要荡开一笔，设问一声：假如没有甲申易枢，洋务运动能不能向立宪政治成功推进呢？换言之，甲申年前后，洋务运动的总舵手李鸿章有没有继续预流，预判到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观其奏折、书信等，佐以友朋言行，答案令人悲观。其实李鸿章不缺接触新知识、新信息的通道，朋友如郭嵩焘，幕僚如马建忠，都曾屡屡向他进言西方列强立国本末：政教才是根本，技术只是末节。可叹良言如耳旁风，一掠而过，未能入脑。光绪三年（1877），郭嵩焘从英国来信，对李鸿章大唱赞歌，称“往与宝相论今时洋务，中堂能见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两年之后，他却借张力臣之口吐槽道：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如果说这里的本末，不仅对应治道，还对应时代的方向，则可断言，早于甲申年，李鸿章已经渐渐丧失了方向感。

甲午一败，洋务终结，清廷以一种沉痛、悲壮的方式迎来了维新时代，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逐次展开。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乃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新生代，年过七十的李鸿章步履蹒跚，老态尽显。虽然他努力与时俱进，光绪二十二年（1896）游历欧美，大开眼界，渐有觉悟，对清朝制度、文化屡有批判；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在京城公开声援被通缉的康有为：“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废科举已经触及制度之变；随后他出任两广总督，在广东与孙中山、梁启超等主张革命、呼吁民权的仁人志士曾有往还，似又前进了一步。然而其临终赋诗，依旧是“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所上遗折，虽也有“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等语，至于新政如何展开，已经超出他的认知。他有个外号叫“东方俾斯麦”，试看俾斯麦死前不久，访问德国最大港口汉堡，望见远洋轮船纷纷出航，低声道：“是啊，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世界……”遗憾的是，李鸿章至死都不曾预见“一个新的世界”，忧患之中，垂死之际，念兹在兹的还是一个日渐衰亡的旧时代，以及自己如何在旧时代中安身立命。他的方向感，随时代进化而逐渐弱化，直至消失殆尽。

还有一个更切近的参照系。庚子新政启动之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打听到“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等消息，大失所望，在致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的信中慷慨激昂道：

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盖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地洋人乃不致逞强生事。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之教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

此信发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1901年3月24日）辰刻，距离李鸿章辞世还有近八个月时间。不过这一时刻的张之洞与李鸿章，虽处于同一世界、同一国度，实则已经是两个时代的人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回头再看梁启超的批评，施与甲午年甚至甲申年后的李鸿章，几乎完全可以成立（称李鸿章“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云云，则当商榷，李鸿章谈医术，曾有“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等语，足见他对中国政教的明察与鄙弃）。然而这是典型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批评，下一代未必比上一代优秀，只是享受了时间的福利，占尽了进化的便宜。梁启超自然意识到这一点，随即表示“此亦何足深责”，进而谈及人与时代的关系。入世之人，往往内在于其所孕育、开拓的时代，并与时代共存亡。李鸿章一手创造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时代，同时被限制在内，无以突破，这个时代既是他的荣光，也是他的重负。明乎此，可知梁启超对李鸿章的一应赞誉与批评，不仅指向其人，更指向他身后从兴盛到衰败的洋务时代。

由此可引出两个观点。第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们只需做其使命所召唤之事，即俗云分内之事。我们评判前人，首先要明确他所处的时代，所属的代际。以下一代的标准考量上一代，固然正确，实际上意义不大。大变局中（李鸿章将他的时代称作“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等），甚至同一代人，亦有先后之分。譬如同处洋务时代的曾国藩、胡林翼，皆年长李鸿章十岁以上，属于半个前辈，相形之下，曾国藩对洋务的认知远不如李鸿章清醒而尖锐，至于英年早逝的胡林翼，则留下一句关于洋务的名言：

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麾下为戈什哈，既而退居乡里。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著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噫！世变无穷，外患方棘。惟其虑之者深，故其视之益难，而不敢以轻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为文忠也。

胡林翼绝非守旧派，生前在湖北巡抚任上常与列强打交道，对坚船利炮并不排斥，然而与阎敬铭谈及洋务，还是感慨“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其人以勇毅著称，此言自无推诿之意，而是他的痛切觉悟：时代变了，吾辈行将退出；洋务之事，有赖后生担当。这从另一面诠释了何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顺道说一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因素之一，恰在于代代相传，前赴后继，从未断层。如大久保利通意外死亡，后辈伊藤博文等立即跟进，甚至后来居上，是以维新不死。

由胡林翼的感叹，再说第二个观点。李敖《北京法源寺》借李十力之口评论慈禧太后及其统治集团的罪恶，“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这番话曾予我巨大启示。我们评判前人，抑或下一代人评判上一代人，有时可考虑换个视角，不仅要看他带来了什么，还要看他阻止了什么。

李鸿章为近世中国带来了坚船利炮、自强求富的洋务时代，他又阻止了什么呢？甲午之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的李鸿章确然落伍了，不过他的诸般言行，只怕还谈不上拖维新时代的后腿。康有为、谭嗣同等发动戊戌变法，他选择冷眼旁观，暗中援手，扼杀变法的乃是慈禧，与他全无关系。相反，戊戌政变爆发，京城万马齐喑，他却不避水火，四处为康有为说话，为维新背书，甚至在慈禧面前正色直言，自称康党：“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就此而言，在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的转折点上，李鸿章非但不是阻力，反是助力，只是从权力中心一落千丈的他，无论欲为阻力，还是助力，都已微不足道。

此后梁启超与李鸿章有过一次直接交流。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梁启超致信李鸿章，一来感谢其慰问与勉励，二来进行政治游说。游说关键词之一，即民权。他认为十九世纪以来之世界，乃是民权之世界。“民权者，今日全地球时势所驱迫而起也。”“是以有国者而欲固其位，则莫如伸民权；有官者而欲保其禄，则莫如伸民权。彼民非必乐于争权也，而无如处今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非借民权无以保国权，国权一失而国民之身家性命，随之而亡。”最后向李鸿章决然表态：“但使一日不死，必倡民权之公理，顺地球之大势，以导我四万万同胞，使进于文明，以为他日自立之地步。是即启超所以报效国家，亦即启超所以答公拳拳之盛心者也。”李鸿章收信之后，并未亲自回复，一说托侄女婿孙宝瑄代复，梁启超《与港澳同人书》云：“孙仲玙（合肥侄婿，雪知其人）代肥复我一书，且言实肥之意也。其词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不知何故（畏清议也，欲保令名也）。弟窃思此贼若在，阻力不小，欲公等先去，能有此机否？”另有一说，据美国《夏威夷星报》（1900年6月1日）报道，代李鸿章回信的是他的孙子，信中请“年轻的改革者们”保持耐心，相信时间。“如今，他年事已高，已不能去做年轻的改革者们为他们祖国所做的那些工作，只能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同情。……要继续努力。改革者们不必急于一次做完所有的事情。请他们耐心地工作，可能不久，他们就可以更为自由地活动。”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可互证。如我们总结的那样，李鸿章的知识与德行决定了他只能安于器物之变，对于山雨欲来的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无心参与而乐见其成。转型时代，上一代能有这样的回应，已属不易，然而作为下一代的急先锋，梁启超压根听不进去，信中云“此贼”“阻力”等，显然还是把李鸿章当成了拦路虎与绊脚石。

梁启超致信港澳同志前夕，庚子国变已经在故土爆发。不久李鸿章抱病北上收拾残局，竭尽全力为清廷续命，为此搭上了一条老命。这更为高呼民权的梁启超所不取，他不认同李鸿章的忠诚，就像十余年后，他不认同康有为的忠诚一样。这完全是两代人的事，其无以消弭的隔阂，姑且视作代际的进化。对此我们需要重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完成使命，即可安息。李鸿章虽然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单论其使命，不仅已经完成，而且几乎做到了极致。他不曾辜负他的国家与人民，他的国家与人民却辜负了他。他的死亡并未如梁启超预期的那样终结衰朽的旧时代，此后执政者如袁世凯等，与他一样，知识与德行严重不足以因应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终究还是“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更有甚者，则不配称之为英雄，而是神奸巨蠹，甚或妖魔小丑。国运如斯，此恨绵绵无绝期。

图书信息

《李鸿章传》

作者：梁启超 著；羽戈 评注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6年8月

I S B N：978-7-5538-1888-7

定价：78.00元

开本：16开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有《饮冰室合集》，今辑有《梁启超全集》。

羽戈，学者，作家。安徽颍上人，生于1982年，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不为什么而读书》《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校注梁启超《新民说》。

内容简介

梁启超曾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作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李鸿章的一生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从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到创建北洋海军、周旋列强之间，再到甲午战败后艰难收拾残局，他既推动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探索，也承受了一个时代的成败与毁誉。读李鸿章，就是读晚清四十年的历史，更是读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得失与教训。

《李鸿章传》是梁启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传记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的经典名作。作者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审视李鸿章，将其置于十九世纪国际格局和中国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相互参照，既肯定其才略与担当，也深入剖析其思想局限，揭示晚清改革受挫的深层原因，展现了一个时代人物的复杂命运。

本书以权威《饮冰室合集·李鸿章》为底本，由知名学者羽戈逐字精校，撰写万字导读，并配以逾十万字详尽评注，对书中人物、史事、典章制度及时代背景进行了系统考释，兼采近代史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更加准确、立体、深入的阅读体验，是理解李鸿章、认识晚清中国的经典读本。

本书特色

★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既推动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探索，也承受了一个时代的成败与毁誉。读李鸿章，就是读晚清四十年的历史，更是读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得失与教训。

★年少不识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梁启超摒弃政见之异，以史家公允眼光，不捧不黑，既写尽他的才略与担当，也道破他的局限与悲凉，成就这部俯瞰晚清四十年的传世传记。

★知名学者羽戈逐字精校，撰写万字长文导读、逾十万字深度评注，补全史实细节，疏解阅读难点，厘清人物纠葛，拆解史实迷局，让百年经典更易读懂，让尘封历史立体鲜活。

★著名学者雷颐、马勇诚挚推荐。

★评注文字专色印刷，精修珍贵历史插图，精致内外双封设计。采用80g纯质纸，锁线精装，印装精良。附赠精美李鸿章人物关系图谱、李鸿章行迹图。

推荐语

梁启超：

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羽戈：

李鸿章去世至今，逾两甲子，大传小传，数以百计，梁启超《李鸿章》依旧是其中最不坏的那一本；它不仅是李鸿章传的标杆，也是汉语传记写作的典范。书中大多论断，堪称不刊之论，足以穿透时间的封印与权力的禁锢，直击后人的头脑与眼目。因为梁启超不仅在写李鸿章及其所置身的时代，还在辨析人与时代、英雄与时势的关系，这是历史书写最恒久的主题。

陈敬之：

迄到庚子以后，启超采取了西方传记的笔法，在《新民丛报》为了李鸿章写下了一篇好几万字的大传，才算打破了过去两千多年来的死板的规格，而为中国新传记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目录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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