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在中古时代做现代人到底多难——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1726年，一个叫做伏尔泰的法国人造访英国。当时法国人认为地球是圆的，但英国人已经搞清楚地球其实是椭圆的；法国人知道苹果是有重力的，英国人却认为那是引力。这个法国人将他的见闻和思想路径写成了《哲学书简》，算得上是一件大部头的表扬稿，表扬英国军人征用自由人的车马得先付钱，“这乃是废除了最大的暴政，是真正的自由。”借助新兴的印刷术，这本书风靡一时，成为法国思想启蒙的普及读物。

比伏尔泰晚了一代人的黑格尔由此预判，人类的文明进步会是一连串的不断觉醒过程。但黑格尔的乐观并未在十九世纪的东方应验，反而是另外一位法国哲学家孔多塞说的更为切合实际：思想进步绝不会总是在前进的，它会经常停滞，甚至是倒退，思想的火焰很容易被压熄，得安静地等待复燃的时机。

就在伏尔泰登陆英国一百五十年后，一个叫做郭嵩焘的中国人以大清第一位驻外公使的身份也来到了英国，写下了日记体的《使西纪程》。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比如大清帝国的三角形国旗太小气，得改成方方正正的国旗；西方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贤明如中国之孔孟；倡议中国不但得有自己的发明家，科学家，探险家，更要有自己的教育、金融、法律等诸多先进体制。尽管郭嵩焘的措辞已经足够小心，《使西纪程》一面世就落得个禁毁销版的命运。

按照孔多塞的说法，郭嵩焘的思想就是那束过早升起又熄灭的思想焰火。至于他为何过早升起，又为何过早熄灭？《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汪荣祖 著 岳麓书社）提供了这一历史悲剧的根源，书中沉郁的悲剧性力量，并非出自于道咸同光时代中国的种种内乱外侮，而是这一时代普遍社会观念和思想本身使然。即使在思想活跃的故乡湖南，郭嵩焘也是个危险人物，他在伦敦担任使节时的言行传回湘阴，竟然能引起公愤，乡亲们想要烧毁郭宅。后来开缺归乡，省城长沙士绅说他乘坐的小火轮是“洋船”，不让登岸。

这是先醒的智者的普遍命运，也算郭嵩焘的个人小挫折，如果知道和他同代的英明如沈葆桢这样大人物的所作所为，郭嵩焘的小挫折确实也不算得什么——光绪三年（1877年），沈葆桢决计拆除刚刚建好的吴淞铁路和电线，这可是比写下一本悖逆小书更大的事件，中国的近代化之路由此倒退了一大步。郭嵩焘相劝无果后只能悲叹：“幼丹（沈葆桢）一意毁弃铁路，致中国永无振兴之望，则亦有气数存乎其间。

当然，即使郭嵩焘再“天真执拗”，他也不会天真到看不见沈大人拆铁路的“高明”之处，里面是洞谙世事的审时度势——官僚们并不想多事，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大清帝国已经虚弱到何等地步，只要稍微一折腾就会一命呜呼。

郭嵩焘更不会看不见拆铁路背后那阴森愚昧又恐怖的力量，深知他的个人命运走向只能受它摆布。在当时，能和他一样有系统化改良主张的知己，如王韬、郑观应、严复等，都是多少书生意气的小人物而已。他并没有任何可以依仗的势力，只能一意孤行，“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为何能泰然？

“所犯以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于国家也。”正因为他对自身品格和思想完善的追求，汪荣祖定论他为一位早生了百年“孤勇者”。

孤勇何为？他的思想如同一道从未升起过的晨曦，然后迅速退隐，灰茫的地平线依然模糊，黎明和黑夜依然纠缠，无法分辨。

他也曾经短暂地想到自己该下阿鼻地狱，和他做过对的“仇家“”如僧格林沁、毛鸿宾、刘锡鸿等，无一不是同代的狠人，让他在官场屡战屡败。即使“半亲半仇”的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也远比他强大。但斗争的失败只是小事，更大的失败，是时代对郭嵩焘误解之深之长远，将他效法西方的主张定义为颠覆道统，出卖国家。

后世冯友兰的一段话可以最精要地澄清这种误解是何等荒谬：“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他是西洋的，而因为他是近代的和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

面对不可撼动的失败，郭嵩焘的自辩越来越少，他所能拥有的最后慰藉，只能是内心的宁静与达观。

在后人看来，这一走向世界的挫折最令人失望之处，并非是真知烁见被压熄灭了，而是它竟然熄灭得如此平静和理所当然，没有任何争议。所幸的是，郭嵩焘也没有被定罪，他唯一的罪，可能是因为他拥有一双比同代人更健全的眼睛，“健全的眼睛理当然要去比较所有可见的事物，而不是一双病眼只去看见自己希望的事物。”

如果非要罪加一等的话，那就是他胆敢把真相给说了出来:“拏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病逝于长沙，朝廷给他的赐谥，是他早年练兵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功劳，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提。

值得安慰的是，与长沙望城深埋于竹坡中的曾纪泽墓地不同，郭嵩焘的墓地如今在故乡湘阴沙溪保存得很整洁，四周种满了生态水稻。春有彩蝶蜂群，秋有肥鱼硕谷，他的乡村早已与世界同行，充满了盎然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