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湖湘文化 > 详情

孟泽:传承文脉需走出“成功学”藩篱丨湖湘文化与中华道统

来源:红网作者:王诗颖 陈杰编辑:苏好2024-02-02 14:40:08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诗颖 摄影 陈杰 长沙报道

和大部分本土专家谈湖湘文化的方式略有不同,孟泽保持着一份异常的冷静。

比如,他提出谈湖湘文化一定要从“成功学”的藩篱走出来。还比如,他认为,从一些所谓“失败者”身上,也许能找到更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找到湖湘文化的秘密。

▲孟泽。(摄影:陈杰)

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泽是研究湖湘文化的知名专家,尤以研究湖湘人物见长,著有《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洋务先知:郭嵩焘》《广陵散:中国狂士传》等。

“湖湘文化与中华道统”系列报道今天推出对孟泽的专访。

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色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你是一位有个性的专家。那么,在你看来,湖湘文化有什么样的个性特质?

孟泽:“湖湘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概念。正如我们说所谓“娄底文化”一样,它是因为先有地理概念,再进行延伸的解说。又譬如说娄底下辖几个县,这几个县又有怎样的文化,这是根据地域切割所作的文化切割,并不天然合理。

湖南真正成为一个省的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因为近代湖南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构成的重大影响,从这个逻辑出发,慢慢有了“湖湘文化”的概念。

并不是因为先有湖湘文化,再产生了这样一群人。我们习惯从湖湘人物的崛起中寻找湖湘文化的秘密,进而总结出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但这似乎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概括,需要谨慎。

640 (1).png

▲岳麓书院。

谈湖湘文化,就要说到其气候、水土方面的渊源。湖南人口中,移民成分很大,那么移民之前的湖南有着什么样的文化特质呢?若要追溯到更久远之前,对于属于边疆地区的湖南人文(土著的人文)来说,可能是野性、巫性的传统较丰富,《楚辞》中呈现的文化面貌就是荒蛮的、原始的、人神不分的,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一种地域文化。

从这个角度看,一直到汉唐以前,湖湘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和面貌。到唐宋以后,逐渐有中原的,江左江右地区的人进入湖南,给湖南的“水土”增加了别的文化元素和成熟的文化元素。

记者:你说外来群体为湖南“水土”增加了别的文化元素,具体指的是什么?湖南的“水土”发生了哪些改变?

孟泽:这种改变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宋明理学”和“湖湘学派”的出现。

湖湘学派的形成,离不开两个福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作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和南宋著名经学家,他们在湖南开创了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并建立书堂收弟子,推广教化,如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张栻,我们一般认为他是胡宏的弟子。

也就是这个时期,宋明理学在湖南“开枝散叶”了。

640 (6).jpg

▲胡安国像。

和主流的理学注重心性论不同,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以仁致用”,张栻强调“知行互发”,这也导致创立之初的湖湘学派就有非常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湖湘学派也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底色。

而这种底色也影响到了王船山、曾国藩这样一群人的作为。如果要说湖南人精神中最核心、最内在的东西,理学根脉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和维度。

“水土”与“果实”

记者:你认为是湖南“水土”育养了湖湘文化,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孟泽:我们现在说,“理学开山”周敦颐就是湖南人,但他仅仅只是籍贯湖南,大部分成长经历和为官履历都不在湖南。

另外,我们也可以追溯到屈原,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湖南也算是“边疆”地区,因此屈原才被流放到湖南。

而屈原的精神气质、人生经历及所作的《离骚》等作品,对湖湘文化的生长有着重要影响,对整个中国文化也有着重要影响。

640 (7).jpg

▲位于永州市道县清塘镇楼田村的周敦颐故居。

屈原的写作,和湖湘水土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作品中的荒蛮的文化底色,湖南人对这种气质更有一份认同,更能深入人心。但屈原的影响不仅只在湖南,他在整个汉文化圈中,都有巨大影响。这种典范,某种意义上对湖南人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教导和熏陶作用。

从屈原到宋明理学,这两大元素大体上就是湖湘文化形成的基本背景,加上汉唐以来放逐的士子文人在湖南的书写,湖湘文化的精气神也就是从这些地方得来的。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湖南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以及地理条件,塑造了湖南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会让这几种元素在这样的水土中产生一些变化,结出一些属于湖南的“果实”。

记者:“水土”与“果实”的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孟泽:是的,这种“果实”实际上就构成湖南人的文化面貌和精神面貌。而这种文化面貌和精神面貌因为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在湖南一群精英和杰出人物身上得以呈现,因此,我们也常通过这些近代湖湘人物去寻找湖湘文化的“根”与“魂”。

但我认为,湖湘近代人物的崛起,虽然和湖湘文化的形成背景有关系,但这种崛起更重要的是得力于一种历史的偶然机遇,它不是一种文化所确定必然产生的结果,历史充满了偶然性。

湖南人在近代所彰显的革命精神,和偶然的历史机遇有关系,和湖湘当时的生存状况有关系,而不只是和屈原及宋明理学有关系。

湖南从来不是一个温柔富贵之地,而是一个艰苦之地。都说湖南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什么呢?因为太苦了,什么苦没见过?死的人太多了,于是对苦和死也就不怕了。因此当一些人带兵打仗后建功立业,就强化了这种趋同,使这个地方的革命气氛更浓厚了。

说到湖湘文化中的这种革命精神,我更愿意归结为这是一种生存背景、地理气候条件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文化的产物。

“失败者”身上的湖湘文化

记者:那么在湖湘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哪些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

孟泽:我一直觉得,分析湖湘文化不能总是从近代那些大人物谈起,不能总是从大人物的背后去寻找湖湘文化在他们身上的影响。

如果我们先把这个结果确定为正面的,再去找文化的本源,以果范因,就不符合我们研究湖湘历史文化所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和基本逻辑。

比如说曾国藩成功了,左宗棠成功了,我们就只以他们为标本去关注和研究湖湘人文及其精神内核。那么,郭嵩焘这种在当时仕途暗淡的,罗泽南这种壮年去世的,难道我们就要回避吗?

其实,从这些所谓“失败者”身上,我们也许能找到更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找到湖湘文化的秘密。

所以我觉得,谈湖湘文化一定要从“成功学”的藩篱走出来,我们不能以近代湖南出了多少将领和大人物,然后来说这种文化多么适应现代发展。

就像屈原,他的一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包括王船山,他的一生何其“失败”,但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又是何其厚重!对于一个地方文化或者一个民族文化,真正厚重的东西,或许是“失败者”们所完成的。

记者:又有哪些人物曾被我们忽略却依然值得关注呢?

孟泽:提到娄底双峰,大家看重的是曾国藩。但其实双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被称为“湘军之父”的罗泽南。他不仅军事理论建构不亚于曾国藩,另外从全部理学的角度上看,他的成就是高于曾国藩的。他所呈现出的精神样本,我觉得对于现代湖南人来说,更具有励志意义。

罗泽南出身平凡苦难,但是能跻身于首领级行列,可见其多么了不起。他在价值体系内,呈现了罕见的光辉。

640 (8).jpg

▲罗泽南像。(图源: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微信号)

必须说到的是,湖湘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化,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农民文化”。其本质就是求生存,也就是实用主义或者我们说得更多的“经世致用”。这种农业文化进入到现代,需要大的调整,它才会有新生,才会有未来。

如果我们一仍其旧的话,秉持这种文化精神,我觉得我们是走不出新的未来的。我们需要有更充分的世界性的养料来滋养、哺育湖湘文化,才能让湖湘文化老树发新枝,开出新的花朵,否则就不会有新的花朵。

不要自蔽于“传统”

记者:在你看来,立足新时代,我们如何去传承和创新湖湘文化?如何讲好湖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孟泽:我们要讲好湖湘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个故事发生的真正因果,真实反映呈现出来的面貌,以及它可能带给我们的未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讲湖湘文化,需要用更加现代的眼光去打量,才会“打量”出一个现代的湖湘出来,而不能简单回到旧的状态。前辈再怎么光彩,也是他们的光彩,我们需要做的,是去光大,而不是在这种光芒下求自慰。

如何光大湖湘文化?我认为,需要有足够开阔的视野和胸怀,接纳人类的优秀文明,接纳现代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和基本的价值理想,不要背离这种理想,不要背离这个世界,这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一定要返回湖湘文化的定式,自蔽于传统;不要一味地坚守,而要创造性地转换它、光大它。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自己去担当,有足够的和现代世界融洽的能力,以及进入现代文明体系的能力。我们要从湖湘看中国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中国看湖湘。湖南的这种水土和历史锻造了湖南人的性情,这种性情中有大破大立的勇气和意志,但是湖南人也需要一些细致的功夫和一些妥协的能力,以及链接世界的勇气和开阔。

▲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修订版。

曾国藩的书就在那里,湖湘历史人物的精神就在那里,已经成为湖南人性格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每天强调它,而是要拥抱世界文明。

记者: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中说“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只要研究这件事的过去,而实是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不仅如是,而还要知道将来”。对于湖湘文化的“将来”,你有什么建议?

孟泽:我们湖南水土中成长起来的性情和本土文化,跟未来之间是有一些冲突的,而现在湖湘文化中就缺少一些适应现代社会规则的元素和价值观,我们必须进行调整,不能让传统成为一种包袱,这样才可能成为湖湘文化的“孝子贤孙”。

钟叔河先生说得很好,“社会的文明和社会的开放程度毕竟还是在慢慢进步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正因为传统很好,我们有可以自傲的传统文明,所以它的保守性也是特别强的,所以我们走向全球文明会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在我看来,有些东西可以被保守,但是不能一直保守下去,必须有新的开拓,才可能让传统的文明成为正面的东西,否则就会成为累赘和包袱。

所以,我们一定要取舍得当,而且我特别强调,对于任何传统,不管是好还是不好的,我们都需要有“清零”的能力。

记者:“清零”的能力?

孟泽:清零不是放弃,但是你可以把它撇在一边作为参照物,而你继续走你的道。

比如说郭嵩焘,他在这百年间是没有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的,谭嗣同等人虽然非常认同他,但这种认同始终是少部分的,没有深入到大众层面。

郭嵩焘的身上就具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湖湘文化的传统里也有包容开放的一面。只是需要我们去找到这种资源,用这种资源提振我们现在的信心,我们并不是保守的、封闭的。

所以在讲湖湘文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湖湘文化本身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尤其不能以湖湘文化自矜自伐,未来都是创造者所创造的,而不可能是继承的。

当我们分析湖南人的性格时,我们不能单纯把它定义为好或者不好,而是要看放在什么时代。在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湖南人这种敢于革命的精神就是好的,但在和平时代,我们就需要一些别的品质。

所以,我觉得不能笼统地把湖湘文化当成一个图腾去崇拜,我们需要有足够多的反思,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说,一个现代社会的建构,它需要足够充分的现代的价值观念来贯彻、来穿透,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在成王败寇的逻辑里一仍其旧地走下去,有文化却不见得有文明。

观潮的螃蟹.gif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