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丨一代宦官如何搅动大明政局

本文节选自《大明之变：明英宗及其时代》中《王振弄权》（有删节），作者白新良、王琳、杨效雷。

△《大明之变》，岳麓书社出版

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辞世，朱祁镇正式开始亲理政务。全国上下，朝野臣民皆希望年轻的君主能够兴利除弊，成为一代守成令主，使大明王朝江山巩固、政治稳定，进而再现“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然而，与人们的愿望相反，朱祁镇亲政伊始便出现了宦官王振弄权、祸害朝野的局面。

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永乐年间，曾以儒士任职学官。因无甚政绩，考满时成绩平庸，本当谪戍。然而当时成祖朱棣有旨：考满乏绩的官员，如果已有子嗣，其人愿自净者，可入内廷训导女官。王振便借机自净入宫，教授宫人读书，人皆称其为“王先生”。王振本性聪敏狡黠，又曾混迹于官场，入宫不久，便受到仁宗朱高炽的信任，被派去侍奉后来的宣宗朱瞻基。朱瞻基即位后，王振又以皇帝亲近太监的身份侍奉年幼的皇太子朱祁镇。为图日后的荣华富贵，王振尽心竭力地服侍皇太子。很快王振便成了皇太子身旁须臾不可离的近臣。宣德十年（1435）正月，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未等到改元，朱祁镇便急不可待地命王振执掌司礼监，为王振日后弄权铺平了道路。登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之后，王振很快开始挟帝用事。

太皇太后为了避免皇帝受到宦官左右，使皇帝能够做到笃任辅臣，有一次还差点儿将王振杀掉。然而太皇太后毕竟年事已高，又多病，对朝中事务不能件件过问，不久之后，王振的势力又开始抬头。正统四年（1439）十月，发生了福建按察司佥事廖谟杖死驿丞的案件。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杨溥与杨士奇发生了分歧。因驿丞是杨溥的同乡，杨溥欲判处廖谟死罪。而廖谟又恰巧是杨士奇的同乡。为了庇护同乡，杨士奇欲以“因公杀人”论处廖谟。两位阁老争持不下，请太皇太后明断。王振借机进言：“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皇太后认为王振的判法还算公正，便降廖谟为同知。这样一桩两位辅臣皆牵连其中、徇私不能公断的案件，竟由王振一句话就解决了，而且不偏不倚、处置公允，太皇太后也不免对其另眼相看。

自此，王振利用太皇太后以及皇帝的信任，益发明目张胆地揽权树威，自杨士奇以下，诸大臣皆莫能制。正统五年（1440）某日，王振曾到内阁，不阴不阳地对杨士奇说：“朝廷事赖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后当何如？”从问话里不难看出，王振是想让“三杨”交出阁权。“三杨”恐王振说动皇上，让王振亲信入阁，在商议之后，遂荐曹鼐、苗衷、陈循、高穀等人。这样，到了正统五年（1440）左右，曾经直言敢谏、备受倚重的“三杨”权势已大不如前，而宦官王振则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成为权倾朝野的新贵。王振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还着手培植亲信，以伺机窃取权力。工部郎中王佑、兵部侍郎徐晞皆被其笼络。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长，王振竟开始以周公自比，而群臣无一人敢提出异议。正统六（1441）年九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乾清、坤宁二宫重修完成，朱祁镇大宴群臣。按例，宦官无论多么受皇帝宠信，都不得参加廷宴。王振却大胆说道：“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朱祁镇闻之戚然，乃命开东华中门，任王振出入。王振至廷宴，众多官员都望风而拜，王振心中十分喜悦。后来史家感慨言之：“振罪固大，英宗亦何迷谬若是哉！”

正统七年（1442）之前，虽上有太皇太后，下有“三杨”，但王振实已操权于其间。正统七年之后的形势，对王振来说更加有利。正统七年（1442）十月，太皇太后去世。此前，“三杨”中的杨荣已于正统五年（1440）辞世；杨士奇则因其子杨稷在家乡不法，为言官所劾，“坚卧不出”；唯有杨溥在朝，但毕竟年老势孤。新阁臣马愉、曹鼐又根基尚浅，不足以与王振抗衡。而朱祁镇虽渐渐长大，却仍倚赖王振如父师，于朝政置之不问，“颇事燕闲”，“相臣不得睹其面……累日积月，朝钟不鸣”。朝廷奏章皆由司礼监把持，政令多出内批，如此一来，王振权势日盛，乃至“跋扈不可制”。不出几年光景，便将“三杨”辅政时期苦心经营的清明政局破坏殆尽。

太皇太后去世后，王振便迫不及待地命人拆毁了宫门处太祖朱元璋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之后便“恃宠狎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挟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不顾众议之公，惟专独断之柄，视勋戚如奴隶，目天子为门生”，招权纳贿，其事不一而足。

为把持朝政，王振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准则，朝臣中不少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见风使舵，拜倒在王振门下。

政治权势的扩张往往伴随着经济利益的增长。王振一方面通过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聚敛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又用聚敛而来的财富广置庄所、田园、马坊等众多产业，其收益“不输国课”。待土木之变后，籍没王振家产时，发现有“玉盘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金银六十余库，币帛珠宝无算”。且仅京城内外便建有宅第数处，皆“重堂邃阁，拟于宸居，器服绮丽，尚方不逮”，这还不包括他所经营的庄所、田园等。

在对依附自己的官员大加超擢的同时，对于不愿与己为伍的朝官，王振则横加打击，以致朝官被处罚者不可胜数。在王振弄权期间所制造的累累冤案之中，“刘球案”最令人发指。刘球是江西安福人，初任礼部主事，后被荐为翰林侍讲。先是，正统六年（1441），朱祁镇受王振怂恿，欲立“不世之功”，征调大军讨伐麓川。对此，刘球上疏提出异议，认为北方边患日重，不宜调军南征。王振因刘球阻其事而深恨之。正统八年（1443）四月，刘球再次上疏，建议皇帝“亲政务以总乾纲”“别贤否以清正士”“息兵威以重民命”，条条建言皆暗示王振专权之祸，这就更加触怒了王振。疏入，王振即命逮刘球下锦衣卫狱。刘球在狱中受酷刑折磨后，王振又指令马顺将其秘密杀害，并将尸体肢解以泄心头之恨。

刘球一案发生之后，不少朝臣慑于王振之淫威，“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公侯勋戚呼曰‘翁父’”。一时之间，群小满朝，一片乌烟瘴气。而另外一些清廉自守、不甘与之同流合污的官员，如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礼部右侍郎钱习礼、工部尚书王卺等人，则纷纷免冠而去、罢归乡里。

正统年间，王振恶迹昭彰、坏事做尽，皇帝对他的宠信却丝毫没有动摇过。不但听任他“擅杀剬威”，对其礼遇之优也是无与伦比的。正统十一年（1446）正月，皇帝在赐王振白金、彩币诸物的同时，又下敕书褒扬王振：

……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朕自春宫至登大位，前后几二十年，而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靡所不至；正言忠告，裨益实多……朕眷念尔贤劳，昕夕不忘，尔尚体至意，始终一致。我国家有无疆之休，尔亦有无穷之闻。

由此可见，在皇帝眼中，王振之功德简直可与伊尹、霍光相比了。既然如此，那些敢于揭露王振罪恶者，自然被施以重罚。

另外，朱祁镇还爱屋及乌，对于王振的两个侄子也频施恩泽。正统七年（1442）六月，朱祁镇下诏，升王振的侄子、锦衣卫千户王山为本卫世袭指挥同知，“中官世袭，实始于此”。十一年（1446），朱祁镇又予王振的另一个侄子王林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同时对二人赏赐无数。

这两个侄子倚仗王振之势，亦无恶不作：“淫乱暴横、强抬良家子女、夺占邻家地基，甚至搬抬官物，出入朝门，守卫官军不敢盘诘。”正统八年（1443），王山欲夺人之妾，其妻不肯，便被诬以谋害亲夫罪，下狱论死。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武功中卫指挥使华嵩与王林争妓。王林怒，遂告发华嵩宿娼。华嵩按律本应处以杖刑，朱祁镇却下令，将其脑袋剃光，涂色，于教坊司门前枷号示众，而后充军大同。而王振的亲信爪牙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人也有恃无恐、肆行无忌，在王振作恶时充当帮凶、打手。

除倚信王振外，对于其他宦官，朱祁镇也都宠任有加。赐金、赐物、赐官、赐田的记载不绝于书；即便他们为非作歹、触犯刑律，也往往予以宽纵，不加严惩。

见皇帝如此偏袒，一些宦官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欺侮到了四朝元老、太师张辅的头上。正统十二年（1447），依附于王振的太监喜宁欲占张辅田宅。身为朝廷重臣，张辅当然不甘于受太监的欺侮，遂不从。喜宁之弟喜胜便率领家阉闹事，将张辅家仆之妻殴打致死。张辅上诉朝廷，朱祁镇宽宥喜宁、喜胜，只是令其家阉戍边。喜宁于此事本来理亏，因皇帝的偏袒才不至于获罪，但他仍不肯善罢甘休。正统十二年（1447）六月，他又唆使青县知县诬奏张辅擅占民田。朱祁镇不问是非曲直，即命张辅将侵占之田还民，只是顾念张辅是老臣，不问其罪。见皇帝如此偏听偏信宦官，张辅为求善终，只好忍气吞声，“稍屈以避祸”。

朱祁镇对以王振为首的宦官的宠信，使得宦官势力浊流翻滚，波及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一局面不仅为当时本已晦暗的朝政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更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

图书信息

《大明之变：明英宗及其时代》

978-7-5538-2380-5

白新良 王琳 杨效雷 著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风云变幻，以明英宗朱祁镇与明代宗朱祁钰的权力纠葛与命运起伏为主线，深度揭示兄弟二人如何在国难与权谋中推动历史转折。幼年登基的正统帝朱祁镇，因宠信宦官王振而仓促亲征，终致“土木堡之变”，兵败被俘。天子北狩，乘舆播迁，明朝国运危在旦夕。景泰帝朱祁钰临危受命，稳住江山，却又在“夺门之变”后黯然退场。全书以史学名家的严谨笔触，依托详实史料，细致梳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还原关键事件与历史细节，更深入刻画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叙事宏大而细节丰富，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大明历史画卷。

作者简介

白新良，生于1944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多年致力于明清史和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出版专著《乾隆传》《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清代中枢决策研究》《清史考辨》等十余部。

王琳，生于1971年，祖籍河北乐亭，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高级记者。1996年从南开大学历史所毕业后进入地方党报工作，多次荣获省新闻奖一等奖，获评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杨效雷（1967年—2022年），历史学博士。曾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兼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易联理事、中国周易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国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出版《中国古代周易诠释史纲要》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