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从“沈从文密度差”谈文学“文化漂流”与地方性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彬以学者与读者的双重身份，讲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

红网时刻新闻11月21日讯（记者 汪衡 摄影 龚子杰）“30年前我初入大学时，沈从文研究在湖南教材中还比较少；十年前在四川开会，却发现当地教材对沈从文的内容有很大的篇幅。”11月21日上午，在第四届岳麓书会重点分会场活动——“文学何以地方，地方何以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新书分享会上，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彬以学者与读者的双重身份，讲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

“当我们谈论地方文学时，究竟是在谈论地理坐标，还是文化基因？”易彬的提问直指核心。他以《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为例，指出从三十年前的初版到现在的修订再版，学术研究已经从“讲述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如何自我改造、接受和汇入现代中国精神大潮的故事”，转向“以‘地方’为方法”，“还原‘地方’作为历史主体的意义”。

易彬还回忆到，当年丛书出版的时候正是自己考入大学不多久，当时没想过为什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沈从文会有比较大的篇幅，直到十多年之后发现四川编的教材中李劼人的篇幅明显更大，才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地方性”问题，应该是因为凌宇教授的缘故，湖南的文学史教材比别处更早、更多地论及沈从文。这种现象促使他思考：“地方性”是否会成为文学史的显性或隐性的坐标？

分享会现场，易彬的论述引发听众共鸣。他以汪曾祺为例，揭示超地域性作家的创作密码：“高旭东教授曾分析，汪曾祺的语言创造使其作品超越地域限制——他笔下的高邮、昆明、北京，最终都熔铸为独特的文学世界。”

这种“文化漂流”现象在湖南作家身上同样显著。易彬提到：“沈从文从湘西走向北平，丁玲从常德辗转延安，周立波从益阳奔赴东北……他们的创作始终带着故乡的烙印，却又超越了地理边界。”他特别提到作家残雪的创作转变：“残雪在长沙生活50年，小说充满潮湿的意象；移居北京后，文字却变得干燥。这种变化不仅是气候的映射，更是文化语境的迁移。”

“我孩子18岁，却还不会说长沙话，我很懊悔。”易彬的自我调侃引发全场笑声，却也道出深层忧虑：“当空间压缩使‘从常德到北京’的时间从两个月缩短至两小时，方言的消逝是否意味着地方文化的稀释？”

这一问题在听众中激起热烈讨论。省委党校学员张女士表示：“易教授的讲述让我重新审视家乡文化——我们既要拥抱全球化，也要守住文化的‘根’。”